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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2017年第7期  文章正文

从社会档案到社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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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淹没》中,李一凡克制着自己的造型冲动,在拍摄中只有记录而没有介入,作者几乎是隐形的,在后期剪辑中也是如此,最终观众在成片中看到的重庆奉节永安镇在三峡工程移民搬迁中发生的事情,远远没有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富有揭露感及爆料性。对于李一凡来说,他的工作首先是据实记录,而不是摆出“地下”、“独立”的姿态。纪录片的批判力量源于客体的真实而不是导演的主观倾向,因此据实记录的《淹没》肯定不同于主流影像中欢天喜地搬新家的移民安置故事,它注定具有一种异在的批判力。李一凡不愿意把现实处理成故事(不管是什么故事),他要尊重现实的原质本身,这种态度最终确立了他档案性质的工作方式。

  在《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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